中国传统乐队形态演变史纲——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

 

【基本信息】：

系列：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

作者：陈志新，赵艳方　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40680

出版时间：2014-1-1

版次：1

页数：194

开本：16开

用纸：胶版纸

包装：平装

【推荐】：

　　陈志新编著的《中国传统乐队形态演变史纲/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是国内第一次从古至今全面系统地对中国“乐队形态”所做的研究与总结，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共分十个章节，分别是：第一章先秦时期金声玉振的钟鼓乐队形态、第二章两汉时期胡角羌笛的鼓吹乐队形态、第三章唐代丝竹齐备的管弦乐队形态、第四章“丝不如竹”——宋代的乐队形态、第五章过渡期的元代乐队形态、第六章明清时期乐队的小型化趋向、第七章结语（一）、第八章中国近代乐队的形态、第九章中国管弦乐队复兴的脚步、第十章结语（二）。另外，在书的附录部分，作者还收录了各历史时期乐队形态中的“中心乐器”的图谱及介绍，可供读者与中国乐队形态的发展做同步查阅。

【内容简介】：

　　长期来国内外都有种错觉，似乎西方交响乐队强势发展，中国乐队文化则一直较为薄弱，是顺着西方乐队的形态跟着变化的而已。这部陈志新编著的《中国传统乐队形态演变史纲/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则以详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指出了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中国传统乐队形态演变史纲/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中分别对从先秦时期至两汉、唐宋元明清及近现代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出现过的诸多“乐队形态”如：钟鼓乐队形态、鼓吹乐队形态、宫廷乐队形态、丝竹齐备的管弦乐队形态、勾栏一瓦舍中的“小型化乐队”形态、戏剧导引下的乐队形态等展开论述，终于梳理出一条连中国“正史”都忽略的、千百年来早已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管弦乐队形态”的发展路径，学术上填补了空白，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

　　陈志新，民族乐队指挥。历任云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指挥、云南民族室内乐团指挥。在云南时期，曾多次深入山区，对多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进行考察，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先后发表过《乌德、琵琶、达比亚异同考》《民间弹拨乐器四度定弦之我见》《勒戎的音律》等专题论文，并为加键巴乌和洞巴（景颇族管乐器）及哈尼竖笛等乐器写过《猎歌》、《刀舞》等乐曲，并创作协奏曲《火塘边的歌》。1994年迁居厦门，与当地文化部门一起组建了厦门青年民族乐团，任艺术总监、常任指挥。曾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

　　赵艳方，厦门大学音乐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扬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海峡两岸扬琴研究会、厦门扬琴学会会长，世界扬琴学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扬琴教学和演奏，致力于中国扬琴音乐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专业扬琴教学与研究》等三部专著和教材；在国内外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扬琴的文化机理》、《跨越局限一一中国扬琴传统“竹法”探索》，《置身于两种文化传统中的中国扬琴》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课题多项。

【目录】：

总  序

引  言

第一章  先秦时期金声玉振的钟鼓乐队形态

  第一节  早期乐器的“组合形式”

  第二节  钟鼓乐队的诞生

  第三节  钟鼓乐队的主体乐器

  第四节  钟鼓乐队诞生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二章  两汉时期胡角、羌笛的鼓吹乐队形态

  第一节  鼓吹乐

  第二节  由“军乐”转变为“宴乐”

  第三节  鼓吹乐队的主体乐器

  第四节  鼓吹乐队诞生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三章  丝竹齐备的唐代管弦乐队形态

  第一节  唐代的“部乐”

  第二节  “教坊”的体制

  第三节  李隆基与“大曲”、“法曲”

  第四节  器乐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五节  唐代管弦乐队中的主体乐器

  第六节  管弦乐队诞生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四章  “丝不如竹”——宋代的乐队形态

  第一节  超大规模的鼓吹乐队

  第二节  教坊体制的终结与宫廷乐队的解体

  第三节  勾栏、瓦舍中的器乐与“小型化”的兴起

  第四节  宋代乐队形态中的主体乐器

  第五节  宋代乐队形态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五章  元代——乐队形态的过渡期

  第一节  元代的多种乐队

  第二节  戏剧主流导引下的乐队形态

  第三节  元代乐队的主体乐器

  第四节  元代乐队形态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乐队小型化

  第一节  衰落的宫廷乐队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小型化乐队

  第三节  小型化乐队中的“家乐”

  第四节  小型化乐队时期的“乐伎”

  第五节  明清时期的民间乐队

  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主体乐器

  第七节  明清时期乐队形态的文化背景综述

第七章  结语(一)

第八章  中国近现代的乐队形态

  第一节  “五四”与“新音乐”

  第二节  “新音乐”时期的民间乐队

  第三节  “兼容”与“双轨”——新时期传统乐队的发展历程

  第四节  小型乐队的新发展

第九章  中国管弦乐队复兴的脚步

  第一节  “要不要”的争论

  第二节  关于管弦乐的“传统”

  第三节  关于借鉴

  第四节  关于乐器

  第五节  关于“模仿”

第十章  结语(二)

附录  中国乐器介绍

  一、乐器发展的轨迹

  二、中国主要传统乐器介绍

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中华国乐”，即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之国粹。其涵化着“民族音乐”、“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及包括器乐、史学、理论、音乐考古等共通的“乐本体”意义指代；又融合着“文明中华”和“家国天下”的深厚的文化意象。

　　能同时将悠远的“文明中华”和雄达的“家国天下”意象透射于一个概念里，这在纯音乐文化内是不多见的。这也正是我长期来筹编这套以“中华国乐”为“品牌符号”的“经典文献库”时，很期待能告诉读者的。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对黄帝炎帝（包括蚩尤）及尧舜禹、夏商周的研究，学界公认有五千年历史。但如从音乐考古的视角解读：从贾湖“古龠”出土，已测得历时越八九千年。这贾湖的出土物，黄翔鹏先生等称“骨笛”，刘正国先生考论为“龠”，有争论；笔者则以为何不妨以“骨龠，俗称‘骨笛”’复合称之为妙。该“古龠”经测音后，已知其音律文化很先进，在人类文明史上有里程碑意义，因此是有理由将中华文明史的年份往更远处推数的。一直以来，在与古陶器、青铜器等比肩同行的中华最具代表性的考古音乐器物给世人展示着奇观，如先秦时期的“双音编钟”，成型的“曾侯乙墓钟鼓乐队”，诞生时，其超前性、完备性在这个星球上均属绝无仅有。这些灿烂的中华音乐古文明，伴随着中华古陶文明、中华古青铜器文明，一起带动了先秦时期的礼仪文明（礼乐制度）、文学与绘画艺术（如许多古乐器，包括龠，都成了诗经中的“主角”；而出土的一些绘画艺术作品中也都出现了不少古代音乐生活场景）。世界上曾产生过四大古文明：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这一说法，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于1900年的《20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使用。梁启超的说法来源于当时世界学术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发源地”定义）。而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文明古发源地有五个：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国、古希腊（见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但无论是“四大”还是“五大”古文明说里，至今硕果仅存的仅吾中华文明。故以“中华国乐”概念编这么一套“经典文献库”，将悠远的八九千年中华音乐古文明的“音乐意象”传递开去，是有兴奋感的。

【书摘】：

其一、汉代刘熙解释说：“琵琶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日枇，引手后日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这就是说，琵琶之名是因为弹奏时的两种手法而得。但是，“推手前、引手后”是弹拨乐器的基本手法，并非龟兹琵琶独有，何况龟兹琵琶传人前中国已经有叫做“琵琶”的乐器，并不是看见龟兹琵琶的演奏手法才出现“琵琶”这个手法名称。对龟兹琵琶来说，这样的命名理由存在时间上的矛盾，经不起推敲。其二、也有学者推论说这两个字是模拟琵琶演奏时的音响。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相当多的乐器原始命名就是因为模拟音响，现在一些少数民族对原始乐器的命名还是这样，比如傣族称小三弦为“叮”、纳西族称筚篥为“波波”就是这样的拟音命名。“模拟”命名在曲颈琵琶传人前就有了，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琵琶”这名称，可以对应所有的抱持的弹拨乐器。中亚的“乌德”一类弹拨乐器（不一定是龟兹琵琶）汉代以前在民间交流中就有可能传人了中土，“模拟”命名被称为“琵琶”是可能的，这种通俗的称谓在民间流传开来，以后辗转变化用来称呼曲颈琵琶也是合理的推想。其三、近代音乐学者却认为，“琵琶”不是龟兹语拟音，也不是指某种演奏手法，而是这种乐器的“古印度语的音译”（日本，林谦三《东亚乐器考》），并举出两种语言的读音实例。中国传统乐器中的外来乐器，直译其音的例子很多，“箜篌”、“唢呐”等都是。如果确认“琵琶”是“古印度语的音译”，存在的矛盾是，琵琶这个名称并不是始于龟兹琵琶的传人，在龟兹琵琶传人之前，秦汉时期的“弦鼗”和“阮咸”就已经被称为“琵琶”了。弦鼗和阮咸是产生在中国本土的乐器，和古印度没有关系，被称为“琵琶”应该和“古印度语”没有关系，也没有“音译”的必要。

　　但也不应该轻易排除“琵琶”是外来语“音译”的说法，因为这两个汉字的组合，按照形、声、义来考量，除了字头“从琴”而外，声与义都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在诗词或其他文字里没人用“琵”或“琶”来形容乐器声音的）。阮咸曾经也被称为“琵琶”，这就不能排除龟兹琵琶传人前已经有其他西域弹弦乐器传人，民间自行传人的乐器往往援用其名的读音，琵琶的名称可能是那时就出现了，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外来乐器音译”的解释。

　　汉唐时期传人的乐器很多，如五弦、筚篥、箜篌等等。琵琶在唐代的独领风骚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由外国传来，形式新鲜别致，而是因为琵琶带来了一种新的音乐风格。龟滋音乐特殊的风格、新鲜的音乐语汇，带来了艺术上的活泼与激情，与敢于正视音乐愉悦性、寻求个性张扬、极力要解脱思想束缚的唐代，在观念上正好是一拍即合，诱发了一次音乐的转型，所以有这样迅猛的发展。

……

【插图】：